徐景安：中国特色企业改革之父

SXR科技智库创始人及理事长徐亭

2025年7月

图为:SXR(爱思科尔)科技智库创始人及理事长徐亭与中国特色企业改革之父徐景安见面交流并合影留念，2025年 7月 20日于深圳。

徐景安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唐华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

我与徐景安于2025年3月20日共同发起举办了《幸福企业与永续经营建设论坛》，之后对他作了深入的了解，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知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他对中国与深圳改革的贡献。令我震惊的是他首创了中国企业制度的多项改革，为企业的运行和发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宏观环境，至今还对中国企业改革的未来和方向做不懈的努力。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特色的企业改革之父。

现介绍如下：

一、1979年4月6月，他进入国家计委研究室起草了《经济改革应从扩大企业权力起步》的报告，提出“必须对现行企业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即在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结合，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下，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把企业的权力、责任、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扱性和创造性。”并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这是中国第一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研究报告。

二、1986年12月15日他作为中国体改所副所长起草了《三十个企业家的思考和要求》，由宝钢、鞍钢、大庆等30名党委负责人、厂长署名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这是中国第一份由企业家署名的《企业家宣言》，提出：“商品经济取代产品经济，新体制取代旧体制，主要标志是企业取代政府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企业家成为市场舞台上的主角。经济发展与改革进程的大趋势，呼唤新一代企业家的生成。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

三、1980年国家实行经济调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求得收支平衡。这样，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生产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能裁减，工资还得照发，支出不能减少，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于是，1980年12月17日徐景安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提到财经小组。”

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大城市抓起。赵紫阳带徐景安到天津、上海考察。徐景安于1981年4月起草了赵紫阳在国家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发展与改革的九条意见。

第一条就是“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在调整经济结构中，要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使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关键一着。发展消费品生产，有利于增加收入，回笼货币，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增加出口，节约能源，安排劳动力，使国民经济尽快摆脱困难。不断滿足人民吃、穿、住、用、行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到什么位置，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苏联在特定条件下，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所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作为普遍规律，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而把优先发展轻工业看作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过去我们老是想从重工业、从钢铁工业上起飞，吃了不少苦头。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在建设方针上，应当从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着重发展消费品生产，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资料的生产相协调，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决策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走上了符合中国国情发展经济的新道路，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这就为发展乡镇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开辟了道路，吸纳了中国的劳动力，迅速投入生产，不仅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也成为出口的主力军，为中国企业的生存、发展，为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四、徐景安是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的鼻祖。早在1984年5月5日他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实行住宅商品化”，指出：“30多年的历史证明，城市住宅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国家投资建房，无偿分配职工，还要每年大量补贴维修费。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方米，按全价租金每平方米1元算，远不夠管理、维修之用。结果全国城镇失修失养的住宅一半以上，危险房屋达3000多万平方米，塌房伤人事故时有发生。由于实行无偿分配、低价租金的政策，尽管三令五申，抢占住房的现象制止不住，新建的住宅分不到真正的困难户、缺房户，加剧了住房的紧张。因此，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改以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唯一出路。”

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这涉及到职工、企业、政府间的利益关系。1984年底和1985年初，他两次向赵紫阳建议：“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投入住宅再生产。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房子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于是1985年成立住房租金改革领导小组，他是小组的成员。1985年3月9日赵紫阳听取住房租金改革汇报时讲话，明确指出：“房租改革不是为了维修房，而是为了促进卖房。房租太低，人们不愿买房子”。于是，住宅商品化改革得以推行。与国有土地使用权改革一起，中国的房地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掀起。

五、徐景安是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先行者。1984年9月应上海汪道涵市长邀请，他出席了《上海经济发展略研讨会》。他指出：“上海最大优势、起主导作用的功能，对全国应作的主要贡献，应是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貿中心和远东、国际的贸易中心之一。”为此必须改革外贸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进出口由外贸公司垄断，切断了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必须改为代理出口。他写了《关于上海服装行业面向国际、扩大出口的建议》，以上海服装业为试点，按同类服装产品的生产企业建立出口联营公司或实行外贸代理。将服装工业公司与服装出口公司合并，成立服装联合公司。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子文批示：“道涵同志：我看了这个建议，觉得很好，符合外貿体制改革的方向，盼你促其尽快试验，并请各有关单位予以支持。其他由徐景安同志向你汇报。”

汪道涵市长作了积极的回应。

六、徐景安是股份制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986年11月26日《动态清样》刊登了他关于推行股份制改革的两篇文章，从国家管理与企业改革两个层面进行论述和提出建议。

七、1990年他作为深圳市体改委主任为推动深圳股份制改革，主持起草了《股份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由深圳市政府颁发。这是中国第一份股份制文件。

据此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将万科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为深圳证券市场奠定了基础。他成为深交所第一任副理事长。

八、1989年他开创了拍卖国营企业的先河，主持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暂行规定》。至1993年共有65户企业实行整体产权转让。1993年２月, 成立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

1995年5月16日他写了《收购与兼并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热点》在《投资导报》上发表，提出：“收购与兼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收购与兼并是中国改革深化的需要”，“收购与兼并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需要”，“收购与兼并应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进行”，“将主管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有助于推进收购兼并”，“明确国有资产的产权主体是推进收购与兼并的提前”。徐景安是推进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的开拓者。

九、徐景安到深圳，就鼓吹要为企业办红白喜事。改变好企业长不大，差企业死不了的局面。他主张好企业就搞股份制、上市；差的企业就转让、破产。企业是一种生产经营单位，总有办得好、办得差的。可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只生不死、永垂不朽！一大批企业生产能力闲置、严重亏损，不能向社会提供有效供给，但照发工资。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

为此，1991年12月26日他主持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强制依法破产实施办法》。

1992年又起草了《关于在市属国营企业中“消灭企业亏损，消灭亏损企业”的通知》，由七个部门联合发出，规定企业连续三年经营亏损，实行强制破产或产权转让。他是向僵化的国有企业制度动手术的第一人。

十、山西某贸易公司欠德国某公司的钱，由于找不到山西这家公司，德国公司就把海南某远洋公司的船扣了。理由是这两家公司都是全民所有制。他在1990年写的《深圳股市的深层思考和完善对策》中指出：“国营企业责任界定不清，缺乏承担风险的能力，在对外交往中，实际上由政府承担最终的责任与风险，国营企业制度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采取国际通行的股份制形式，把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

1992年他在全国体改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外商投资、个体经营的企业制度改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无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制。《深圳市1993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提出“全面推进企业制度改革，建立起新型的规范化的企业制度”。他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首创者与推行者

十一、早在1987年8月17日徐景安写了一篇题为《利税分离，划分产权，三权分立，重塑国家经济管理格局》的文章，指出：8年来的改革，在传统公有制基础上引入了市场机制。人们从市场运行中获得利益，而把风险留给了依然吃大锅饭的国有资产。可以说，在传统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不起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引入市场机制也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改造传统公有制，重新塑造国家经济管理格局，为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框架和基础。

改革的思路是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与企业生产经营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和经营机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和收益的扩大。为此，须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格局，将国家的资产管理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分开，在此基础上划清中央与地方的职责范围，然后按照各自的产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体系。

1988年来到深圳，他起草了《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建议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全市国有资产行使管理权。二是将现有的集团（总）公司改组为资产经营公司，拥有处置资产的权力。三是直接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的企业。

他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倡导者。

十二、计划经济制度下每个人依附于一个单位，享受住房、医疗、住房的福利待遇，离开单位就没有保障了。市场经济需要人才流动。1989年他成立了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账户与共济账户，当个人账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账户补充，以弥补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历时三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终获通过颁布实行。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这项改革推向全国。他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首创者。

十三、离开工作岗位后，2008年至2016年他在深圳市农产品公司创建幸福企业。提出办企业的终极目的创造幸福，让员工满意，才能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感动顾客，使顾客满意。这样企业就不愁市场和销路，自然就会产生利润，让股东满意。

2022 年8月指导江苏辉泰公司创建幸福企业

2015年8月2日他起草了《幸福企业宣言》。2025年3月20日在深圳举办了《2025幸福企业与永续经营建设论坛》。

他起草了《幸福企业与永续经营宣言》，提出企业即人，员工、顾客、老板都是人。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老板称为商人，做生意的人。办企业必须赚钱，才能生存、发展、做强，但不是唯一、至上、最高的目的。办企业的终极目的是创造幸福。因企业的永续经营，造福于社会，这才是企业的成就，企业主的成功。236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徐景安是幸福企业的理论创造者和实践奠基人。

十四、他首创了情感护理进企业。他认为：对企业来说，“薪酬”是前提，“心酬”是关键。对员工的尊重、肯定、表扬、鼓励、关怀，能起到激励员工、团结员工、感动员工最有效的作用，是提高员工幸福感的最有效的手段。他发明和推广了在企业中建立情绪管理模式。在企业管理中倡导情感关怀的理念、创造情感关怀的氛围、建立情感关怀的制度。在员工与员工之间，提倡情感互动。在员工中建立了情感互动志愿者，主动关注、关心同事的情感。在领导与员工之间建立四必谈制度，一是员有喜事，二是员工有悲事，三是员工对考核的结果有意见，四是对员工处罚或辞退。他强调企业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赚钱机器，应该成为有温度的员工之家。

在深圳海吉星公司建立情感互动中心。

在巴士集团以及61个车队建立了61个情感护理站。

十五、2014年他在深圳市海吉星公司进行幸福人格培训

幸福企业最终要落实到人，养成幸福人格，这是巨大的挑战。一个企业的品质，包括质量和服务，最终取决于员工对待人生和工作的态度，员工的品格与品德。把爱工作融于幸福人格之中，成为人生的自觉要求，不只是获取报酬的手段，还是实现人生价值

的平台，企业的品格才能真正提升。

他制作了《幸福人格量表》，分为爱自己、爱他人、爱工作、爱社会、爱自然五个方面77个选项，由员工给自己打分，然后在互助互爱小组自己找差距、他人讲优点。这样的小组活动，每月举行1次，第一轮结束，每人小结提出整改计划，互相交流。再举行第二轮，结束后每人总结认知上有哪些提升，行为上有哪些改进，最后评出幸福人格进步奖、幸福人格优秀奖。

他创造性地将人格量化，通过自评反省，进行互动鼓励，采取小结整改、总结检验，既提升认知，又落实行为。从理念到方法，使员工乐于接受。这是做人教育的创新，取得了很大成效。

究竟什么是幸福，怎么得到幸福，培训前绝大多数人都与社会上的认识一样，归于物质上的满足，外部条件的改变。幸福既来自客观环境，也来自主观努力。作为政府、公司要为大家的幸福创造条件。但是，作为员工来说，把自己的幸福全部寄托于物质目标、外部条件，就会不满意、不开心，或者客观环境的改变不如人愿，或者主观目标过高脱离现实，更重要的是不为我们所掌控。这样容易为消极情绪所主导，感到不幸福。幸福人格培训，引导大家把幸福寄托于自己可以掌控的主观努力上。

他是培训幸福人格的创造者和优秀导师。

十、2016年为上海颐和苑养老中心进行幸福养老培训

徐景安提出“老有所养”，满足老人基本的生活需要，称为福利养老，这是养老事业的基础目标。幸福养老应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什么才是幸福养老？这不是靠钱砸出来的，关键是管理团队、服务人员的理念与态度。

幸福养老，不只是满足老人物质生活需求，就是要尽量满足老人的情感需要。有了这个理念，我们就会去想各种办法。比如与儿孙商量定时看望，或者通过视频面聊。今天许多养老院都举办了各种活动，包括开办老年大学。应该有意识地引导老人通过新的社交活动，拥有新的朋友、新的人际关系，建立新的情感联系。

幸福养老还要提供个性化服务，每个老人兴趣、爱好不同。为每个老人建立个人档案，包括基础信息，健康状况，兴趣特长。安排不同的活动，发挥他的特长，滿足他的需要，让他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服务，要做到像家人那样细心、周到、热情，某种程度上比他的家人还做得好。

孝心--对老人，要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或者说代老人的子女尽孝。

诚心—对老人要真心诚意，你的口气、眼神、手势都会体现对待老人的态度。

细心--对老人的生活起居、身体保健、情感关怀、个性服务都要做到细致入微，来不得半点马虎。孝心与诚心就体现在细心上。

养老院的硬件靠投资，但服务人员的孝心、诚心、细心是钱买不来的。这就需培训，来养老院工作不只是为了报酬，尽可能以我们的服务让老人开心、子女放心。当我们做到这一切时，老人满意的笑容就是给我们最好的回报。你就会感到工作的意义而内心喜悦。你得到的回报，不只是报酬，而且是快乐。

他是幸福养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十一、为非公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提供法律依据，提出修改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条款的建议。

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体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剝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个条款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空间。经过历史的检验，根据40年改革的实践，以及未来发展与改革的需要，这个条文需要修改。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此，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并通过公平分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采取什么所有制，是公有制还是其他所有制，或者什么领域实行公有制，什么领域实行其他所有制，根据发展生产力的需要，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私人产品的分配按市场经济原则，按投入的要素分配。公共产品的分配，按社会主义原则，实行全民均等化，并向弱势群体倾斜。

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理论上解释不了现象，逻辑上经不起追问。第一、所有实行公有制的社主义国家，不是解体，就是贫穷。第二、在逻辑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把非公经济排除在外，导致非公经济的发展必然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结论。第三、在实践中，非公经济大幅上升、公有经济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第四、目前非公经济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公有经济，违背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第五、倡导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会使公有制比例进一步下降，会遭违宪质疑。第六、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否取消非公经济再回到“一大而公”？

所有制的本质体现是剩余价值分配，以公有制为名，剩余价值为少数人占有，不是公有制。非公经济提供就业、税收，增加了国民收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国民财富的再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建议改为：“社会主义以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为原则，根据发展经济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实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经济多种经济成分，采取股份公司、有限责限公司、无限责任公司等形式。私人产品按市场经济原则，按投入的要素分配。公共产品，按社会主义原则，实行公平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他破解了非公经济融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难题，为非公经济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十二、提出企业建立自律机制的建议。称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就会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这就奠定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但是，人们忽略了，亚当·斯密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但是自律从何而来？以逐利为最高目的个人与企业主，面对利润、财富的诱惑，市场无情的压力，道德底线、法律威慑都抛之九霄云外，谈何自律呢？

如果企业把赚钱作为至高无上的终极目的，那就会損害公共利益。以日本三菱企业为例，自2016年起，三菱集团几乎每年都因“造假”而90度弯腰道歉。百年企业、造假四十年，对60多万辆车的燃油数据造假。曾引以为傲的工匠精神，被嘲讽为“躬匠精神”。

拥有78年历史、名列世界五百强第八位的德国大众汽车也曾以柴油车“尾气造假”，造成对环境的破坏。以精益求精闻名世界的德国汽车为什么也会造假呢？在汽车行业竞争的压力下，资本的趋利本性，走上了损人利己之路。

我国的情况更为严重，为了逐利，坑害他人、坑害社会的现象泛滥于各行各业。建立证券市场的目的是为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但不少企业利用上市圈钱，造假账骗钱。尽管制定了许多法规，但爆雷的企业一个接一个。

于是呼吁企业要“敬畏规则”。

敬畏来自内心、追求和信仰。如果一个企业，一个人把赚钱作为唯一、至上的追求，是不会敬畏规则的，而是应付、躲避、对抗、搞定。

不少企业违规、违法，不是不知不懂，而是主观故意、逐利驱动。

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允许、保障、鼓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怎么建立自律机制，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取财有道，那么“道”在哪里？

最终回到人为什么要赚钱？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人生幸福创造物质基础，于是通过提供良好的品质和服务造福他人而赚的钱，就是吉财。而采取不择手段、伤天害理获取的钱财，则是凶财，带来的是灾祸。结果，企业为之破败，人生就此毁灭，即便没有得到恶报者也惶惶不可终日。

所以，从个体户、小老板到大企业主都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赚钱的目的是为了幸福，而不是不幸。为了幸福而赚钱，就会自律，自觉遵守规范、道德、法纪。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了一己私利而铤而走险、害己害人呢？为了幸福而赚钱，就是造福他人、造福社会，不仅得到更多的钱，而且获得顾客的赞许、社会的肯定而感受人生价值意义而愉悦。

徐景安用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引领企业，突破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文明的缺陷，走上以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人类新文明的正道。为企业开创了奋斗的光明未来和正确方向。

(本文作者: 徐亭，数智专家，研究员。学者，思想者，社会活动家。系SXR科技智库创始人及理事长，SXF上袭论坛创始人及执行主席，SCA师成书院董事会主席，WFAE世界院士专家联合会执行理事长， WDTA世界数字科学院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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