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场》对话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 电影人面对的真正挑战依然是保持真实的自我

这位拍过《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导演，今年夏天第一次来到上海，担任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

成为导演之前，托纳多雷曾是一位摄影师。69岁的他，至今保持着透过镜头看世界的习惯，到哪儿都爱背着自己的徕卡相机。“只要有机会，就想把看到的都拍下来。”接受《候场》专访时，他一坐下来，就举起相机，为记者拍了一张照片。

托纳多雷的镜头里，有大光明电影院的身影。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电影院，几乎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让他想起自己儿时常去的电影院。“如果将来要拍摄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我想我需要更多地了解这座城市，将它视作‘电影的摇篮’来探索。”

他讲起自己六七岁时，父亲带他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的场景。黑沉沉的大厅里，银幕突然亮起来，上面出现的人物，如同巨人一样。电影放完灯亮时，他还在发愣：“那些巨大的人是从哪进来的？”这个疑问像颗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后来他拍《天堂电影院》，拍小男孩托托扒着放映窗口看胶片，拍银幕上忽明忽暗的脸，都是在回应童年的疑问：“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已经上映36年了，今年依然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最热门的影片之一。“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为什么这部电影能留在观众心里这么久，尤其是中国观众？”他顿了顿，说：“或许这就是电影的‘魔力’吧——我很高兴全世界各国的观众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与自己的关系。”

《天堂电影院》结尾长达三分钟的“吻”是影史上的经典片段，感动了无数人。托纳多雷说，这来自真实的故事：在他的家乡，当年有位神父，每次放映前要先审片，把“不雅”的吻戏胶片全剪下来，扔在一边。后来，托纳多雷给剧本加了一笔：放映师阿尔弗雷多把那些剪掉的吻戏保存起来，等托托长大成人变成大导演后，送给了他。

《天堂电影院》是托纳多雷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他将镜头，对准了电影院中形形色色的人：坐在第一排仰着头的男孩，在椅子上打盹儿的男人，在黑暗中眉来眼去的男女。小时候，托纳多雷总在影院待一下午，同一部电影看三四遍。看够了银幕，就跑到前排看观众——有人打瞌睡，有人偷偷调情，他们的反应和电影混在一起，交织成他的记忆。

“其实我一直觉得，不只是观众在看电影，电影也在看观众。正是观众成就了一部电影的生命，让它真正存在下去。”托纳多雷说。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也塑造了他的创作观：“我意识到，电影是为了让人看懂而拍的。因此，我无论讲述什么故事，都必须让尽可能广泛的观众理解。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背离过这个原则。”

《天堂电影院》里有句著名的台词，是阿尔弗雷多对托托说的：“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托纳多雷说，一部电影总有一个剧本主导一切，有开头、发展、高潮和结局，但生活并不像剧本那样有一个明确的结构。生活比电影更散乱、更无序。“但这也许就是生活之美，生活不需要遵循剧本的规律，而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进行。”

托纳多雷的电影中，作曲家埃尼奥·莫里康内创作的配乐，总能成为点睛之笔，他们共事了30多年。剧本一出来，托纳多雷就会去找莫里康内，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和讨论电影配乐。因此，当托纳多雷开始拍摄电影时，整部电影的配乐已经完成。在片场、在剪辑室里，莫里康内的音乐如同一条线，把零散的镜头串联起来。

“他的音乐能触碰人的灵魂。”托纳多雷说，“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这就是他的‘魔法’。”2023年，托纳多雷出版了访谈录《写一百年再停笔》，记录两人长达5年的对谈，揭示莫里康内的创作哲学。

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新的时代、新的技术正在改变着电影的模样。但在托纳多雷看来，电影的本质始终不变。今天，电影人面对的真正挑战，依然是继续保持真实的自我。

“电影一直是一面奇妙的镜子，让全世界的人们能够在其中看到自己，能够学会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希望电影人继续带着热情和决心去创作电影，让这面镜子继续映照人类，帮助人类认识自我、不断进步。”

未来想拍什么样的电影？托纳多雷不急。就像他当年写《天堂电影院》的剧本，经历了11年的时间，才开始动笔。等一个童年的疑问，等一串观众的笑声，等那些藏在光影里的记忆，慢慢长成一个故事。

这样的故事，永远有人愿意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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